11月13日，在由中国对外贸易信托主办、财经杂志社、金融智库承办的中国对外贸易信托财富论坛上，国家金融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涛在演讲中确认，数字金融将在未来三到五年内给资产管理行业带来更多颠覆性变革。如何融入金融文化，与产品和服务充分融合，最终建立中长期互信，是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中西方金融在文化碎片化方面的差异，有的已经克服，有的逐渐成为积极因素，但有的还需要完善。这是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探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历史使命。”杨陶指出，资产管理行业需要更可靠的保障，尤其是在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面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和重塑，财富管理行业也需要更多的信任、真实性、可信度和信息。
“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仅是‘紧咒’金融，更是新形势下对金融重要性的重新思考。”燕涛说，“也旨在为高质量金融发展、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贡献力量。”
以下为部分演讲实录。
杨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本次论坛。虽然两位专家从宏观角度讨论了这个话题，但我的交流更多是从中观和微观角度。一方面，我们注重文化一方面，我们在总论坛中突出强调了“资产管理与金融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结合本次分论坛的资产管理重点内容，对“中国特色资产管理与金融文化”进行了系统分析。
我们有一个多年从事文化金融研究的团队，每年我们都会出一份研究报告，分析金融如何支持碎片化的文化产业。继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以及秘书长首次提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后，我们团队开始系统地关注文化对金融的影响，包括：需要对文化本身的要素有更深入的认识。
在讨论具体问题之前，我想根据两位专家前面提到的宏观经济背景，简单概述一下我们理解“十五五”期间金融问题的基本逻辑，然后再阐述一下“十五五”时期金融问题的基本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的资产管理理念和金融文化。
孙正义和顺雷在讨论经济亮点和未来重点时，在三个方面达成了共识。一是经济供给侧，二是市场需求侧，三是开放条件下的新国际比赛。从经济供给的角度来说，我们正在讨论现代工业体系的建设和技术自主。从需求角度来看，我们正在考虑如何构建全国统一市场，刺激国内市场有效需求。关于在国际化和开放条件的基础上，产业、要素和行为体面临新的视角和条件。
事实上，相应的财务问题也遵循这三条线索。仿效。金融的历史使命是服务实体经济、建设金融强国，重点是推动改革金融供给侧。在财务问题上，无论是在不同的细分行业，还是在产品和市场方面，我们未来实际上都会面临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尤其是银行业，正面临着净息差缩小的痛苦。与此同时，如何增加金融服务的有效供给，减少低效或无效供给，也是包括财富管理在内的各金融子行业面临的挑战。第二种方法是财务人员如何了解需求方并帮助创建统一的全国市场。这也延伸到金融业如何发挥其原有功能，如如何促进居民消费、如何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第三种思路是考虑开放条件下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多次强调欧共体制度化开放垄断与金融的制度开放。新形势下，“以自己为先”将更加重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演变，我们都不会回到开放的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到的所谓制度开放，是指规则、条例、规范的准开放。除了这三个方面之外，第四个重要层面可以理解为风险管理和生态治理的问题。未来五年，我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挑战，因此，金融界需要继续强调正确的风险管理和深刻改善其治理。说到风险管理和治理，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文化因素，以及来自于文化的各种生态信任因素。这使我们能够考虑如何将今天讨论的文化因素纳入“十五五”期间金融面临的供给侧、需求侧、国际环境、风险管理和治理等各个层面都会产生影响。同时，需要深入思考未来五年财富管理行业如何应对这四个层面，如何融入金融改革发展工作。
有了明确的大概了解后，我们就从三个层面来深入探讨今天的话题。首先，既然说到文化，它的含义就非常广泛，但在金融领域，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已经成为全行业学习和实践的重要元素。我尝试将此作为一条共同线索来区分影响文化的因素。接下来我们从资产管理，或者说“信任”的角度出发，看看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的。三是高度重视新伦理道德建设。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时代，文化在寻求与金融业和财富管理融合时面临的挑战。今天我想依次讲这三个层面。
首先，说到金融行业，尤其是财产管理，Monial是一个专门管理风险资源的行业。事实上，对于投资者来说，资产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此时最基本的保障就是信任。事实上，这也是整个金融活动能否真正实现时间资源配置、动作精细化、风险管理、信息管理等基本功能的重要支撑。
当我们谈论信任时，它是资产管理行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当我们谈论文化时，它是一种资产。管理不仅使客户受益，而且使他们能够维持长期的关系。作为是啊，你必须像谈论情感一样谈论金钱。后者的维持主要得益于文化的支撑。
我想很多朋友都读过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做五不”。就像这样：诚实、值得信赖，并且不要跨越终点线。我们不追求利润，而是公平地追求利润。小心谨慎，不急功近利。诚实、创新，不以事实为依据。遵守法律法规。并且不要鲁莽行事。总之，关键是信任、正义、审慎、诚信、和谐，这些都是许多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萌芽。
当我们要从文化层面来谈论金融时，不得不说这说明了金融的重要性是不可替代的。纵观经济金融发展史，一直存在着对货币和金融的误解，例如作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概念，一直是我们所担心的。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名义经济和实体经济存在二分法。 2008年全球危机期间，美联储强调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概念。然而，相关概念引入我国后，出现了一些对金融的误解和担忧。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重申金融的现代价值。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克斯在其《经济史》一书中总结的那样，他认为英国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创新的结果。尤其是当时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公共债务的发行以及资本市场的快速演化，给工业革命带来了新的激励约束和激励相容机制。这表明当重点放在技术上时逻辑创新，融资本身其实是一个要求，或者说先决条件。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不仅是对金融的“魔咒强化”，更是新形势下对金融重要性的重新思考。旨在为走高质量金融发展之路、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贡献力量。
这可以通过将生产力与新质量进行比较来理解。新生产当我们谈论性别时，我们指的是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改善背后的因素可以概括为技术进步或系统优化。我们现在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我们也能做好。主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是数字化和新技术，另一方面是各种制度规定的优化。制度规则的优化包括正式制度指导规则，例如法律法规，以及来自文化的非正式规则。这就是我们感知背后的起点。
未来，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需要完全层次化，包括价值观、道德伦理、具体行为规则。它们不一样。目前中央提出的“五做五不”中，信任和正义属于道德伦理层面。以下有关审慎、公正、和谐的言论符合监管规范和具体行为规则。
综上所述，我们的金融文化仍然缺乏价值观。价值水平代表更高水平的信念和看法。它不一定是特定的道德伦理或行为准则，因为它不一定符合价值观。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行为准则或一定的行为监管标准的事实必须遵循并不意味着必须在价值观层面上得到认可。推动文化价值观提升，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中国化相结合。
比较中西金融文化要素的起源可以看出，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在撰写各种市场理论著作时，也讨论了道德和伦理规范。同样，我国早年的儒家文化也涌现出丰富人民生活、义利平衡、信任等一系列文化精髓。此后，在近代一系列的变迁中，儒家文化出现了各种破坏性的反思，有时甚至导致遗存和本质以及一些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伦理原则被抛弃。新形势下如何重塑道德伦理规范、软环境、软规则？你需要深入思考它。
而且，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古代所谓的中国金融与西方金融的发展也存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关注文化因素，比较它们的共性和差异。例如，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信仰”。追溯历史，从12世纪初开始，西方逐渐建立在信任之上，现代金融活动的种子开始萌芽。还有多种外壳材料可供选择。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契约和信用历史。 “周礼”本来就有借贷纠纷的历史。纵观历史，基于信任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其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宋代的饺子。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多方制衡，古代中国从未真正过渡到以契约精神为支撑的信用体系。
作为另一个例子简而言之，让我们看看金融道德在历史上的演变。尽管中国古代对儒家文化有很多争论，但此后它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例如，儒家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德性政治，强调宗法伦理对经济的干预。一方面它带来了秩序，但另一方面又抑制了商业活动，限制了现代商业和资本的演变。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事情。
例如，许多其他因素，包括经济和社会流动性，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在古代，我国重农业轻贸易，经济要素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还有已经讨论了数千年的微观经济问题的现状。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真的能得到保障吗系统框架内的工作？只有彻底做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组织。
此外，历史上的数字化管理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另一个层面。历史学家黄仁宇分析了中国明朝为何繁荣，但也面临几个问题。他称之为缺乏“数字控制”。由于数据和信息的极大不对称，政策信息自上而下传递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扭曲。相比之下，早期西方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化，并在新的规则指导下不断更新和演化。截至目前，中西方金融在文化碎片化方面的差异，有的已经克服，有的逐渐成为积极因素，但有的仍需完善。这是一些东西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深入思考，探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也是我们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未来，我们不仅要探讨金融业的局限性，更要融入文化基因，推动金融业从业者、金融服务的接受者、监管者等社会各主体在价值观、道德和具体行为规则层面形成共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金融业始终陷入某种“原罪”的命运。
接下来我们从信任的角度来看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对于保障居民房地产收入至关重要。事实上，许多研究表明，我国无论是家庭金融资产存量还是房地产收入流量都存在不足。孙正义首先表示，居民房地产增长率今年第三季度的国家收入仅为1.7%。而且，日本居民的房地产收入大部分来自利息存款和债券产品，几乎不存在高风险和高绩效的产品。而且从统计上看，住宅地产收入板块也有“实际租金收入”。因此，财富管理的历史使命十分重要。如何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直接关系到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能否真正抓住居民的消费。当务之急是能否真正增加房地产收入。
财富管理行业如此重要，重建财富管理文化和生态系统必须从“信任”理念开始。具体来说，是用几个“字符”来表达的。
首先是信任。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自 2015 年以来，出现了多种P2P、私募股权、信托、资金管理和固定收益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重建客户对资管的信任呢？这是您的首要任务。
第二是信任。一旦有了信心，下一步就是信心。所谓中长期价值投资，强调片面思维，很难让客户接受中长期的做法。这是因为，普通人最害怕的不是短期盈利，而是被长期投资所愚弄。因此，无论我们称之为耐心资本还是长期主义还是其他什么，关键是尤其要改善信托关系。我们能否建立中长期的信托关系？我们能否创建一个不仅销售产品，而且从中长期角度站在客户角度提供有价值服务的组织？我们能否增加客户的耐心和理解？
三是诚信。达到可靠性好，有一个核心问题也是整个金融服务业面临的挑战：如何理解“卖家负责，买家谨慎”。这是保证可靠性的核心，关键是如何形成标准化共识。否则，买家总会觉得卖家没有尽到责任，会因为尽了责任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如何理解这些模糊地带是建立信任的关键。
第四件事是信任。信用本身是任何金融活动的灵魂，因此我们不对其进行详细分析。
第五是信息，与上一个密切相关。计算机化、数字化改变了很多行业，改变了信息不对称。资产管理行业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信息不透明不规范、数据要素应用不完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所以，从一个从信任的角度来看，我们将使用五个核心要素来深入研究它。我个人认为这些都是未来改变行业的重要起点。
最后，在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财富管理行业和金融行业一样，需要更可靠的保障。当我们谈论数字金融时，意味着数字化和新技术对原有的金融模式、金融产品和金融产业链产生全面的颠覆性影响。事实上，金融业是一个专业化的信息产业，财富管理是一个处理专业化信息的准行业。随着信息技术发生巨大变化，它也将改变行业的运作方式。产品、组织边界、产业链、模式都可以改变。这个地方科技本身就已经面临很多伦理挑战，金融也有很多伦理挑战在过去。技术的伦理挑战和金融的伦理挑战相结合，就是金融科技和数字金融面临的伦理挑战。这正是近年来随着数字化和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所有利益相关者最关心的问题。
现实中，已经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借金融创新之名进行套利等。数据和流量可能被滥用，个人隐私数据可能受到损害。各种没有充分融入伦理元素和包容性的智能理财和智能投顾产品，可能会导致损害投资者和他人利益的行为。金融业，特别是面临大模式时代的挑战，未来必须在完善制度和监管规则方面做出大量努力。同时，我们必须充分纳入我们关心的非官方规则，特别是文化规则。l 因素，了解科技伦理和文化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五做五不”。
我相信在未来三到五年内，数字金融作为一个整体将会带来更多的颠覆。这个过程保证了资产管理和资产管理的智能化。毫无疑问，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要实现这一点，需要从文化和伦理的角度出发，构建生态、规则等“土壤”，然后融入到新的产品和服务中。正如我上面提到的，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重建中长期的信任关系，帮助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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